学而优则仕，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出身寒微的读书人通向社会上层的华山道。科举考试发展到明清两朝，八股文成为考试的内容。对于参加科举的士子们来说，只需要懂得之乎者也，写得道德文章，便有机会金榜题名，跻身庙堂之高。
　　因此，这些科举出身的官僚，多半是范进式的书呆子，完全不了解司法实务，又如何能胜任法官的工作？刑名师爷的产生，也就成为一种社会需要了。

　　“影子法官”  举足轻重
　　所谓刑名师爷，是由官员私人延请的，负责协助官员进行司法审判的幕僚，不在国家公务员序列，由官员提供奉薪。
　　相比于从科举中脱颖而出的官僚，他们的司法阅历与官场经验要深沉得多。他们熟知司法程序与律条判例，具有专门的刑事侦查与法医学方面的知识，作为法律顾问，在司法审判中的作用举足轻重。
　　一般而言，在诉讼发生后，官员会将所有资料交给刑名师爷先行整理，由师爷决定何时开庭、如何操作以及最终出具判词。在审判时，官员坐堂，而师爷则隐于屏风之后遥控，师爷的一张纸条、一声咳嗽，都可能对审判产生影响。刑名师爷襄理司法，而所有的责任由官员背负。官员与师爷二位一体，荣辱与共。
　　刑名师爷是对地方官员在司法领域专业能力缺乏的补足，因此，在衙门中，相对于其他人，师爷的地位更为超然。师爷是“入幕之宾”，是客人，而不是下属，从而享受到从官到吏所有人的尊重，敬称他们“先生”或“夫子”。这也与中国传统文化对“读书人”的尊重有关。

　　名利双收  趋之若鹜
　　师爷这一职业在明清两朝还是有众多学子趋之若鹜的。驱动他们投身于这一职业的原因主要有二：
　　其一是经济原因。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每个人都必须面对，这种现实的困境也让众多读书人只能放下身段，为五斗米折腰。师爷的职业虽然不算风光无限，但却可以糊口。
　　师爷的工资——束脩没有一定，与个人能力与州府的经济状况密切相关。如果个人能力强，就可以去富庶地区，取得更高的薪资。清代名幕王祖辉，他最初投身师爷行业，在其岳父县衙，每年收入白银24两。而后他转投知府门下，一年的收入则是74两。而清季县太爷的纯薪金收入也不过45两白银。
　　其二则是晋身捷径。科举考试比之今日的考研更为残酷，鱼跃龙门者少，名落孙山者众。虽然师爷无名无分，但是却受人尊重。如果能够投靠好的主官，身价自然水涨船高。官场的潜规则，让他们也能掌握属于自己的资源与权力。
　　作为刑名师爷，他们所掌握的资源与权力就是司法审判。很多无良师爷就是利用他们对法律的娴熟掌握在诉讼中上下其手，颠倒黑白。有一则故事就非常生动地展现了这种情况：
　　四川某县曾有大盗闯入居民家中行抢案，苦主状纸上明白写着“暴徒从大门而入”之语。然而受到贿赂的刑名师爷看到此状，沉吟半日，在“大”字上凭空加上一点，状词便变成“犬门而入”。这一点可谓价值千金，从“犬门而入”自然非抢劫而是盗窃，性质完全不同。具状人见到这种状况，便知自己遭人暗算，也只能怒而不言。
　　有法官之实，而无法官之名。隐藏在幕后的刑名师爷，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司法中看不见的法官。